沙特和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缓和关系，一方面与美国调整中东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各国疫情缓解，抱团纾困的意愿加强。大国关系缓和有助于中东热点问题降温，但并不能消除一些国家间根深蒂固的矛盾。
进入5月以来，中东地区国家间互动频繁，地区局势悄然生变。
5月12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表示，伊朗与沙特进行了一些接触，伊朗已准备好和沙特建立“紧密联系”。伊朗刚刚在5月10日证实，沙伊正在进行会谈，以期竭尽所能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5月10日至11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沙特，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土沙关系及地区事务交换了意见。
5月10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问沙特，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进行了会谈，这是塔米姆今年的第二度访沙行程。与1月5日应邀出席在沙特欧拉举行的海合会首脑会议不同，塔米姆此行是专程对沙特的访问。
5月5日至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副外长洛萨和土耳其副外长厄纳尔分别领衔的外交团队进行了2013年以来两国间首次正式外交磋商。
从以上中东国家间的密集互动不难看出，埃土关系、沙土关系、沙卡关系、沙伊关系等都在朝着缓和的方向前进。
这些接踵而来的系列会晤绝非偶然与巧合，而是当前国际大背景与中东形势变化的共同作用使然。
美国政策调整引发联动
美国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对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直接的联动效应。
美国作为中东国际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势力，其全球战略的调整及随之而来的中东政策的改变，都会对中东地区产生难以低估的影响。美国政府有关中东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地区国家敏锐捕捉到，不论是美国的中东盟国还是敌对国家，都会针对美国的态度变化而“见缝插针”采取行动，以适应中东地区形势的新走势。
埃土关系破裂因2013年穆尔西总统被罢黜事件而起，而美国对埃及军方和埃及穆兄会的迥异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其对以色列的极度偏袒、对伊朗的超强遏制和对中东盟友的有效整合，更加促成了中东地区大国间的阵营化博弈。以卡塔尔断交危机为切入口，沙特、埃及等国与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对抗日渐加剧。
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希望在中东展开平衡外交的趋势逐渐显露，中东大国阵营化博弈的坚冰逐步被打破。
埃土关系、沙土关系、沙卡关系、沙伊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中东阵营化博弈难以最大限度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利益。
以上多组关系转变的背后，其核心仍是沙伊关系。
拜登政府通过“卡舒吉报告事件”对沙特适度旁敲侧击，通过释放重返伊核协议和解除对伊制裁的信号，使得美沙关系与美伊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上此消彼长的变化。美国曾力挺的、以沙特和以色列为主要构成的反伊准联盟正在降温。
疫情缓解催生合作意愿
中东大国关系缓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疫情整体有所缓解的态势下，各国产生了抱团纾困的积极意愿。
2020年疫情给沙特、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造成经济上的重创，进而给这些国家内部带来社会乃至政治上的巨大危机，如何在2021年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事关中东国家的内部稳定。当前这些国家疫情的缓解，为领导人和官员之间通过面对面接触来谋求关系的突破和改善创造了物理条件。
此外，尽管受到“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沙特、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国还是通过不同途径采购与获取了疫苗，这为它们增加自身的“国家免疫力”和尽早恢复经济奠定了基础，为彼此间谋求经济合作创造了可能。
有助于热点问题降温
当前中东大国之间关系的缓解，有助于中东局势的整体缓和，也有助于这些国家之间发展良性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复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并在此基础上恢复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是一定时期内可以预见的中东大国间的基本交往模式。
不过，由于中东地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教派、地缘等方面的矛盾依旧，再加上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的深度插手，中东大国间的冲突具有周期性特点，一时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根本矛盾的消解。
拜登政府只是从战术上对其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在遏制伊朗问题上与前任政府之间并无根本立场的区别，这也会影响到相关国家与伊朗之间关系改善的程度和关系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尽管如此，沙伊等国关系的改善还是有助于中东诸多热点的降温，如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和利比亚问题等。也门与叙利亚问题主要是沙特与伊朗矛盾激化的体现，而利比亚问题则交织着埃及与土耳其的矛盾。这些热点问题具有明显的代理人战争色彩，中东大国关系的调和将会直接作用于这些问题并产生一定成效。
而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则有可能升温。就在中东大国关系改善、相关热点问题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时候，巴以又因东耶路撒冷问题爆发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巴勒斯坦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将会给中东其他热点问题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也会波及中东大国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当前中东大国关系迈向缓和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这条和解之路将会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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