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终究还是美国的难题

 

　　1971年，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在十国集团会议上傲慢地说出那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之时，美国仿佛对美元信用透支引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毫不在意。谁承想，不过半个世纪之后，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毫无节制超发货币、通胀问题高度关联政局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美元终究还是成了美国的难题。

 

　　今年以来，“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同时带来极为严重的副作用——美国通胀数据在“暂时性”的预判中一路高涨，5月CPI同比涨幅达到5%之后再未回头，11月CPI同比上涨6.8%，达到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通过改口“通胀不是暂时性的”等鹰派表态，平复和引导了美国市场预期，美国当局也借机淡化“货币政策由超宽松转向收缩”这个关键转折的影响，然而美元的历史积弊和现实困境终究还是经由这一轮通胀集中表现出来。

 

　　眼下的窘况是美国多年来透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信用而结出的恶果。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时期，还是“石油美元”体系建立至今，周期性出现美元信用危机且愈演愈烈便是明证。近年来，美国国内无节制提升债务上限，并频繁以此为由展开党派斗争，更将美元信用一步步推到悬崖边缘。由于缺乏有力的竞争对手和监督机制，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拥有所谓的“绝对权力”，这是其产生问题的真正根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的政策应对和挥之不去的体制痼疾，让美元的通胀梦魇逐步变成现实，拜登政府今年就职后也未能扭转这种局面。

 

　　首先，失控的疫情持续扰动美国经济复苏。疫情暴发后，美国当局一再忽视疫情警告，试图淡化疫情风险，以致拖累抗疫救助步伐，错过疫情防控“黄金窗口期”。为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当局不计后果地推出超宽松政策，却在最关键的严格防疫上来回摇摆，同时美国国内又迟迟无法形成抗疫共识与合作，正逐渐陷入疫情防控失败叠加刺激政策失效的不利局面。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美国劳动力持续短缺，而被超宽松政策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却因为美国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不足而无法满足，叠加劳动力短缺因素，形成严重的供应链瓶颈，不断加剧美国通胀。11月14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能否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取决于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其次，美国的救市思路与资本市场逐利本性存在矛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美联储与资本市场不断博弈中，美国政策调控目标逐渐由实体经济转向股市指数，甚至形成了“刺激政策许进不许退”的市场情绪。从美联储角度看，只要提供足够的货币供给，终究能够推动投融资进入实体经济，拉动GDP和就业；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如果按照美联储的逻辑，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之后，接下来势必要面对提升利率收紧货币的局面，而这恰恰是华尔街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联储和资本市场的思路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经疫情放大之后，变得愈发不可收拾。美国当局既要尽快收缩超宽松政策以免通胀失控，又要尽可能地拖延收缩超宽松政策，以避免股市崩盘经济下滑。美联储选择温和缩表只因左右为难。

 

　　再次，美国的纠正机制失灵。美元的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去年3月以来的“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更恶化了美元信用，唯有通过深刻的结构性改革才可能解决。不过，由于对美元信用透支过度，美国市场已无力承担这种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甚至连纠正前任政府加征关税和制裁外国企业的错误政策都做不到，反而试图以塑造“外敌”的方式来转移国内矛盾。

 

　　12月15日，美联储在结束2021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于明年1月开始，把资产购买缩减规模从逐月减少150亿美元扩大至减少300亿美元，这离美联储11月决定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当局摆出政策收紧加速的姿态，把市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加息时点和节奏问题上，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含糊不清。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疫情防控。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2月13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近80万例。两项数据依然高居全球之首。不仅如此，11月底报告的新冠肺炎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欧美等国迅速扩散，虽然一些人在极力淡化该毒株的影响，然而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情况看并不乐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将“很快”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在几周内”。考虑到美国之前的疫情防控表现，新一轮疫情在美国蔓延并冲击经济增长恐怕只是时间问题。部分地区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当局的加息时点和节奏都会受到影响。

 

　　然而通胀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市场尚且可以在美联储预期引导下消化计算通胀走势，但通胀抬升带给民众的感受却是真切痛苦。一旦通胀问题久拖不决，并影响到美国明年中期选举选情，那么拜登政府恐怕会在加息问题上给美联储提供更多建议，可能对加息节奏带来较大影响。

 

　　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加息的空间并不大。12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将债务上限提高2.5万亿美元的法案，使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延长至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接近29万亿美元，加上新增额度已是超过30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仅利息支出一项就非常可观。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和现任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内的许多美国高官认为，只要举债带来的GDP增长能够超过利息负担，这种举债就是有益的。即使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也必须确保财政可负担利息占GDP比例应该小于当年GDP增速，换句话说，美国一年的有效经济增长起码应当够偿还利息。因此，如果债务规模没有明显变化，美国加息势必受到经济增长规模的限制，空间并不大。而又会引发两种风险可能，一是加息力度不够，不足以压制美国通胀；二是加息力度过大，美国的有效经济增长不够还债务利息。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美元信用的灾难，而且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