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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天津港一改革效益上来了

   2008-06-30   来源:都市新闻   

  “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1986年邓小平来天津港视察时,这样评价祝庆缘等人的工作。  

        祝庆缘何许人?他是天津港改革开放大变革时期的港务局局长,第一届保税区管委会主任。20年前,他和同事们在一片海滩上筹建起天津首个合资保税仓库,也就是天津保税区的前身。

  天津港模式、中国首个上市港口……如今79岁的祝老精神矍铄,回忆起天津港、保税区的创业史,他说那是一段艰苦却充满激情的岁月。

  “年轻”局长51岁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而祝庆缘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业春天。

  当时49岁的他还是港口商务处的处长,有很多“新”想法,却总感觉有劲使不上,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如此开放,也不是每个开放的思想都会被认可。

  “改革开放了,天津港必须走新路,我们都在等着机遇。”当时天津港的很多人都和祝庆缘一样,心里憋着一股大干一场的劲头。

  祝庆缘祖籍河北省青县,年幼时随父亲定居天津,小学毕业后去一家商店当起了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后,22岁的他考入天津港务局。好学的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读完了初、高中全部课程。1958年~1960年,他又参加了函授大学学习。

  由于工作认真,31岁时,祝庆缘当上了港务局天津作业区主任。当时新港已经重新开港,港口业务重心移到塘沽,天津作业区任务不足,加之人员多、设备老,连年亏损。祝庆缘手下有一千多名职工,大家都在等活干。

  为了给职工找活,提高单位和职工的收入,祝庆缘开始四处联系各种装卸业务,并建立职工奖励制度,码头工人第一次走出港口,也能给别的企业“打工”。经过两年的努力,天津作业区扭亏为盈,受到群众支持和领导表扬。

  而这些成绩在“文革”时期却成了他的罪状,最多时候一天被揪出批斗6次,当时他心里想不通,甚至有时不想活了。说起当年的委屈,祝庆缘笑着挥了挥手,经历过那些磨难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1980年9月的一天,祝庆缘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老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祝,你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这不,上级给你的升职文件来了。”那是交通部的任命文件,任命祝庆缘为天津港务局副局长。拿着上任令,祝庆缘很激动,在那个还是计划经济的时期,光有新思想还不行,还要有说话算数的权力。那一年祝庆缘已51岁了,但在同职人员中他却是较为年轻的新局长。

  1984年初,有着自己经营想法的祝庆缘又被任命为天津港务局局长。

  压船压港成“心病”

  祝庆缘上任了,和以往老局长们一样,他也遇到了一个棘手难题——延续了十多年的压船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在急剧增加,进出港口的船只越来越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港口建设跟不上,工作效率低,天津港压船压港问题越来越严重。

  “港口泊位太少了,根本不够用。”祝庆缘说,出现这个问题,除了硬件条件跟不上,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进出口外贸计划早在一年前就制定好,装卸货物都是按照计划指标工作,可卸到港口的货物大多不是货主急需使用的,很多货物就在港口长期堆放着无人问津,而港口存放场地有限,一些急需的货物却又滞留在船上卸不下来,在港口锚地停泊的各类货船都进不了港。

  “最严重时,天津港锚地压船100多艘,有的船进港卸货要等上两个多月,看着这些船真让人着急。”祝庆缘说,每逢压船压港严重时,国务院领导就要求天津市政府协调解决,而当时外贸、铁路、港口均属国家有关部委直接管理,有些事情天津市政府也协调不了,最直接的“土办法”就是派出部队官兵支援港口,帮助突击装卸。

  针对老大难问题,1984年上半年,天津市政府开始酝酿港口体制改革,准备向中央申请天津港权力下放,而当时天津港属于交通部、天津市等多个部门交叉管理,为此市政府领导们征求港务局干部职工们的意见。

  “如果港口权力下放,只是隶属关系的转移,根据以往的经验是不成功的,必须改革机制,扩大港口自主权。”在讨论会上,“胆大”的祝庆缘直言不讳。祝老说,当时他就是要给天津港要权,就想让天津港人自己做自己的主,而市政府原则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很快国务院收到了天津市报送的天津港改革方案,“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以收抵支,以港养港”这是当时天津港口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

  1984年6月,国务院终于批准这个方案。天津港终于有了自主权。

  “先救命,后治病”

  港口如何改?钱从何处来?当了局长的祝庆缘走在改革最前沿,也面临着众多难题。

  在一次落实天津港体制改革会议上,老市长李瑞环曾对祝庆缘等人说,天津港下放市里就是要靠你们自己管理,国家赋予天津市的港口管理权,原则上都交给港务局来管,市政府就是为你们服务。并且市政府当时还下发文件,对资金使用和管理权限等给天津港从来没有过的“自主权”。

  3000万元以下基本建设项目的确定、港口自收外汇的使用、港口自用设备的进口权以及处级以下干部的管理任免政策……,这些都由港务局自主决定,一下有了这么多“权力”倒让祝庆缘感到有些不适应。

  当时分管港口的天津市副市长李岚清对祝庆缘说:市政府赋予你们自主权,一定要很好地运用,但不要到处找婆婆,你们的婆婆就是一个——市政府。有了“主心骨”,祝庆缘开始带着天津港的一班人马研究对策,开源节流,积极创收,通过港口经营为港口扩建筹备建设资金。

  1986年,祝庆缘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了缓解港口压船的老问题,有人提出只有扩大港口范围,增建泊位来解决,而也有人说,港口有外汇和进口设备自主权,应该先购买先进设备武装港口,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压船问题。而建设资金就是那点钱,用在扩建稳定却收效慢,而投在进口设备理论上见效快却存在很大风险,一时间,祝庆缘也难以抉择。

  “考虑几天,我还是决定先购买进口设备。”当时有人认为祝庆缘这是冒险,但他还是力排众议,“赌”了一把,把港口建设资金都用上了。祝庆缘认为,扩大港口建设增加泊位这些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的方法更现实。

  新设备装上一运转,职工中的一些“老古板”们都傻了,原来上百号人干几天的活儿,有了新设备,几个职工两三天就干完了,装卸能力提高几十倍,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却减少了。不但收入随之提高,港口的装卸事故也比以往减少很多,严重的压船局面初步有所缓解。

  当时,职工们都这样比喻那次天津港的重要改革措施,叫做“先救命,后治病”,而大批量采购国际先进设备应用在港口,当时天津港是国内港口的第一家。

  “把权给他,出错就查他”

  天津港的建设仍需要大量自筹资金,但钱从何处而来?

  祝庆缘等人在改善经营管理、增加收入的同时,采取了发债券募集资金,向国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的办法。

  于是,天津港以天津港储运公司的 名义,开始内部发行股票,后来国家在上海正式建立股票市场,天津港储运公司代表天津港率先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上市的港口。而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港口方面,天津港也是全国港口中第一批“吃螃蟹”的,当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还有上海港。

  就这样,天津港为扩大港口建设自筹资金累计达到上亿元,既达到改革发展的效果,又没有给市政府和国家增加经济负担。

  祝庆缘说,他们一边筹资建设,一边扩大经营,改革管理体制,改善职工生活,短短三年多时间,天津港严重压船局面得到有效改变,开始良性发展。

  1986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视察时,听了祝庆缘等人的汇报,老人高兴地对身边人说:“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

  改革初见成效,但阻力也随之而来。由于权力下放,天津港涉及的各种资金十分庞大,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腐败问题”,这么多钱,让某些人乱花了怎么办?

  “把权给他,出错就查他。”这是祝庆缘的管理理念。但祝庆缘说,当时的监督体系确实没有现在这样完善,很多都是靠自觉,改革初期,员工们都是一门心思干出一番事业,对钱看得很淡。

  天津港的改革变化,让世人刮目相看。随着邓小平、李鹏、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陆续来天津港视察工作,“天津港模式”成为国内众多港口改革效仿的新模式。

  为了促进港口进步发展,祝庆缘总结了几年改革经验,提出港口建设必须超前发展,开始筹划开辟保税区、建设南疆散货港区、发展集装箱码头和大陆桥运输的四大发展战略。

  忌讳谈“自由”

  在天津港保税区,记者发现它的英文是“Tianjin Port Free Trade Zone”,直翻过来应该是“天津港自由贸易区”与“保税”这个字眼不太一致。祝庆缘说,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1987年,荷兰渣华集团拟在广州、上海、天津三地寻找一处港口建立合资保税仓库。这为天津港保税区的筹建提供了一个契机。

  但是,天津港保税区所在地当时还是一片浅滩,涨潮水连天,落潮一片泥,条件不是很好,就是空地面积大。

  祝庆缘等人反复和渣华集团谈判,答应提供更多优惠条件。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88年天津港保税区的“试验田”——合资保税仓库在天津港兴建。这个合资项目在全国港口又是第一个。

  合资仓库如何管理?这在当时可是摆在祝庆缘这个港务局长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因为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于是参照国外企业经验,成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管理制度,由中荷两国人员分别担任领导。决策的事情找董事会研究解决,保税仓库的运营基本不再和港务局各管理处室发生关系。

  1991年1月,当时的国家总理李鹏特意到天津港视察保税仓库,并给予充分肯定。祝庆缘等人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协同市政府写报告给中央,申请在保税仓库基础上辟建天津港保税区。

  “我们一开始就是想把天津港建成自由贸易港。”祝庆缘说,当年天津港改革时,改革者们就考虑建立一处自由贸易区。而无论是保税仓库,还是后来的保税区其实就是自由贸易区的概念。

  但当时还不很开放,还在批判自由化,比较忌讳谈“自由”这两个字。所以天津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敢直接提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

  好些人也劝祝庆缘他们最好别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难批准,所以老祝等人决定用保税区这个中文,但保税区在国际上并不通用。一个区域有保税功能的时候一般都是自由港或者自由贸易区。因此,天津港保税区就有了中英文两个不同的名字。而英文名字中的“Free Trade”正是祝庆缘这些改革先驱者们的改革心声。

  1991年5月12日,经国务院特批,天津港保税区终于在过去保税仓库的基础上正式设立了。当时已经62岁的祝庆缘又被任命为第一届保税区管委会主任。

  1991年10月10日,保税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对外招商会议,上百家中外企业参加,当场就有几十家企业提出到天津保税区投资的意向。

  由于到保税区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保税区的建设面积也在迅速扩大。一年内,在保税区投资注册的企业超过千家,初步形成了国际贸易进出口货物保税储存、出口加工、金融服务功能齐全的特殊区域。

  如今的天津港分为北疆、南疆、东疆、海河四大港区,泊位76个,岸线长度15.6公里。目前拥有总资产210亿元,员工2万人,在全国港口行业中名列第二位。不断发展中的天津港保税区,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301.3亿元,财政收入45.3亿元,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华北、西北地区唯一的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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