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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货币、信贷紧缩政策应改为货币、财政、税收相配套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上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记者：你觉得在目前的政策使用下，也就是在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怎样？
赵锡军：效果肯定是有的，但目前央行的紧缩政策只能说覆盖部分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根源没有消除，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未来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最近美联储和财政部向两个房地产企业补充流动性，非常令人吃惊，这也表明美国的形势很严峻，美元还会持续贬值。所以只要根源不消除，全球流动性会持续泛滥，而中国发展情况相对比较好，国际投机资本会源源而来。我们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控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会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持续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还会上涨，当然我们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关税会起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冲抵涨价的因素。因此我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只覆盖一个半因素。另外，像产业升级转型换代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刘煜辉：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通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的通胀主要是今年经济失衡和外部冲击诱发下出现的。因此从本源上分析，很难通过自己货币的紧缩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价格扭曲造成的。
中国2002年加入世贸后，这种扭曲有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大量的资本、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也是在这五年内，中国的产能出现了急剧的扩张。这种产能的扩张中，中国对全球的资源需求，包括铁矿石、能源等开始急剧增加，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使得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扩张逐步发展为全球对资源胃口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了资源供求失衡。
因此，中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效果不是很大。而且紧缩必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特别是以前的投资下去后，已经形成产能了。如果强行紧缩，必然出现大量的投资项目被挤垮，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滑坡。
应该调整价格要素
记者：前不久，也有专家提出，单一使用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施从紧政策时，需要财政、税收政策做配套，您认为呢？
赵锡军：我觉得组合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控制产业升级成本方面，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控制高能耗、企业转型出现困难，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所以这里是财政税收政策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刘煜辉：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失调，因此政府应该调整价格要素作为主要政策，然后综合使用其他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任何组合政策，只有货币紧缩政策，而不是有松有紧。对企业来说，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紧的，包括劳动法实施、环保要求的提高、严格控制信贷增速，这些叠加起来，企业会难以承受。
CPIorGDP财税改革将成重点
记者：目前财政、税收政策发挥作用明显吗？
赵锡军：财政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发挥作用明显，但在进入市场化以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慢慢失去作用。但现在看来，财政政策仍然要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可以配合其他政策起作用。
刘煜辉：我们控制治理通胀的核心是调整扭曲的价格体系，这作为主要政策。其他应该辅以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时候要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这些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所幸的是，现在国家有很雄厚的财政资源，国家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调控政策不宜一刀切
记者：由于持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些企业经营开始出现困难，资金短缺，因此，宏观调控究竟是压通胀，还是保增长，近期也有不少争论，您怎么看？
赵锡军：中国什么时候压力都不能放松。我们要赶上欧美国家，就不能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就要研究维持高增长的情况下，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价格释放平缓一些，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把三种压力错开。另外，信贷政策做得好，也可以错开不同项目的发展时间，做到有"保"有"压"。特别是我们执行调控政策的时候，不能强求一刀切，东西部不一样，各行各业不一样。所以执行调控政策还要灵活把握，尽量错开价格压力释放的时间。
刘煜辉：在治理通胀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压下去，国际上的资金就会撤掉，这是必然的。由于我们的出口很多是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在（通胀）没有压下去之前，需求还是有的，国际市场的资金就不会从商品市场退出去，所以通胀将是长期的。我们可以考虑把通货膨胀的时间放长一点，逐步调整。绝对不能一步调下去，那样可能把企业压垮了。同时还考虑给企业一些支持，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高效率、低能耗方向发展。我们要在要素价格调整时，高能耗压下去时，考虑给企业一些过渡，引导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和产品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