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较量升级 对日反制措施应斗法而不斗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激起广大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在中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后,舆论热议该如何对日方进行反制,其中《环球时报》社评提出的制订“拜鬼黑名单”和罗援将军建议的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立耻辱柱、给日本甲级战犯塑跪像最引人注目。

　　不管这些意见代表什么、是否可行,中国国内正在形成的全社会共识是,面对安倍政权接二连三的挑衅和不断加重的右倾,中国不能只抗议不反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制行动。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是一种必然,是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安倍政权和日本倒行逆施强烈愤慨情绪的正常、合理表达,是中国政府进一步开展对日斗争必须借重、不能脱离的民意基础。

　　可以预见,体现新时期中国外交风骨和外交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时所说“奉陪到底”精神的反制措施一定会出台,而且不会蜻蜓点水,否则将辜负了民意、得意了安倍,使得中国的对日斗争失去节奏和穿透力。也要承认,反制措施的内容究竟如何确定非同寻常地费思量,考验着中国外交和民意的成熟度,也决定着反制行动的成败。

　　安倍拜鬼在本质上是“历史修正主义”的表现,带有强烈的国内政治考虑,但与日本在领土海洋问题上对抗中国、对外示强的战略相匹配、相呼应,标志着中日战略较量的升级。因此,对其恶劣行径的反制措施应是与安倍政权斗法而不是斗气,要依据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制订,针对安倍政权的恣意妄为算一个阶段性总帐,体现简单明了、一针见血、收放自如、留有余地的特点,服从、服务于对日斗争的总体目标。

　　安倍拜鬼是一种具有强烈对外刺激效应的政治行为。中方反制措施的主体也应是外交措施和政治行为,能够转化为日本国内针对安倍的压力。纳入考虑范围的选项可以包括:(一)召回驻日大使,将两国关系降为事实上的临时代办级;(二)宣布在安倍执政期间冻结中日领导人和政府部门一把手的接触;(三)推迟2014年计划中的主要外交磋商和战略、政治对话安排;(四)推迟中日韩三边对话与合作安排;(五)将每年9月18日或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相应举行国家级典仪活动。

　　针对安倍拜鬼的反制理当就事论事,不应包含明确、具体的军事安全和经贸措施,但政治关系的僵冷势必在军事安全和经贸领域产生影响,同样可以对安倍政权构成压力。形成这样的压力固然不是刻意设计的,但却是中方需要的。这样的压力不必直接包括在对安倍拜鬼事件的应对中,但一定会反映到对日斗争的通盘策略中。

　　提议制订“拜鬼黑名单”,对相关日本政要和重量级国会议员实行入境禁止是一种有益的探讨,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思路。但这一建议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它涉及国际法、国内法、国际关系准则、外交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复杂性超出提议者想像,一旦实施,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可能也超出提议者的想像。遗憾的是,“黑名单”的提议没有显示应有的专业深度和思维广度。而“塑跪像”之类的情绪表达,理应属于民间自发行为的范畴,民间自然会有所动作。

　　安倍拜鬼是利令智昏,低估了中国奉陪到底的坚定意志,也低估了世界的警觉和反感,已经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舆论深渊,事件有可能成为已持续一年有余的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间在中国一边,人心在中国一边。走好每一步,胜利一定在中国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