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印尼举行的第42届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亚13国一致同意设立12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以在应急时为成员国提供流动性协助，各国同时分配了各自的出资比例：中国和日本分别承担32%，韩国承担16%，剩下的20%由东盟十国共同承担。这次年会从资金细节方面落实了已提出多年的“清迈倡议”。
但问题是：用何种货币作为基金的基础货币？
虽然出资的货币形式仍然未知，但日本财务大臣与谢野馨在会上表示，日本将为高达5000亿日元(约51.3亿美元)的武士债券提供担保框架。而亚开行副行长赵晓宇则表示，亚开行希望在中国发行新一批熊猫债券。
熊猫债券或武士债券是外国政府或公司在中国或日本本地发行的以人民币或日元计价的债券，其活跃程度可以部分反映该种货币的被接受程度。
在区域金融协作的同时，暗藏着中日的货币竞争。日元一直在谋求成为世界货币，而人民币在此次金融危机下，也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国际化道路。
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该怎么走，未来的货币格局会怎样呢？
“我觉得未来最终会实现中美货币的两极抗衡，人民币与美元将形成相互制约的发行状况。”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一旦美元发行过度，威胁到币值的下降，其它国家可以马上选择人民币，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选择。”
而德勤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总监杜志豪认为，“或许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多种货币共存并相互竞争与制衡。”
外围突破：难有成效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之前的文章，对于未来新货币体系的讨论骤然升温，超主权货币的概念在世界各主要媒体被广泛提及。
“你说超主权货币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但问题在于学术上的理想化框架能不能在现实的各种条件限制里使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超主权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或者说，要从外围突破。
首先是对美元现行地位的直接挑战，其难度从来自美国政界上下的一致强烈反对中可以清楚看出。“你说铸币税或什么其它利益都好，你让它放弃现在的世界货币主导地位，可以说这是不会发生的。”郭田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超主权货币是种最理想的状态，但不现实。”
如果要让SDR担任这样的角色，则需要进行SDR发行的监测，货币价值设计等一系列安排在其中。“这个过程和操作非常复杂，而且可操作性也不强。”杜志豪对本报表示。
但是，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个理想，“应该还要提出来，提出来本身是一种对于现有情况的不满的表达，也是对美国施加压力，为我们改变现有环境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很多权益也是要争取的，虽然不完全指望它，但要尽量努力。”
在4月底的春季年会上，IMF排出了多种改革的时间表，但改革成效和进度仍有待观察，包括SDR的计价公式改革，新一轮的份额审议等。
就在此次的亚开行年会上，财政部长谢旭人透露，中国政府正在与IMF就购买基金组织债券一事进行商榷。此前，4月30日，中、巴、俄、印四国进行会议，部分是为了就其希望看到的IMF债券条款取得一致立场，而“金砖四国”也是IMF锁定的为了扩充资金而进行的债券发行的最大买家。
“推进IMF改革，争取更多的权益，这些都要说。虽说超主权货币的实现不太可能，但大家还是要朝尽可能好的方向前进。”郭田勇说。
内部渐变：
人民币国际化帷幕拉开
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或许不如从内部逐渐向外突破更具现实操作性，而人民币国际化恰好与多元货币体系的建立达到某种契合。
“人民币要国际化，从最近的贸易结算试点、货币互换，都是很好的起步。如果发展得好，长期来看，人民币可以成为世界多元货币之一，或者最终直接与美元抗衡。”郭田勇说，“当然，这个过程很长，要面对的问题也很多。”
在陈炳才看来，现在的多国双边货币互换只是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应急之举，虽然中国一直希望可以将互换资金应用在双边贸易融资中，但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首先是对方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人民币，它们拿到人民币后怎么用？另外，真正落实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在商业银行和企业层面，国外的商业银行和企业习惯了开美元信用证。”
而此次对“清迈倡议”注资金额的落实，是多边货币互换的重要一步。但基金基础的货币究竟是哪一种，仍旧悬而未决。
“我觉得未必就真的建立一个账户，各国按金额往里面注入(实际)资金。因为账户由谁管、平时怎么运作、往里面投什么货币，这些都很难说。这只是个应急措施，各国可能最终通过文件形式落实应急情况下各自需要承担的金额数，到时候直接执行，从各自央行账户里划出来就可以了。”郭田勇认为。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更多的人民币计价金融投资工具，丰富人民币金融市场，当金融市场的交易逐步活跃起来，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渠道也就自然形成了。届时，人民币成为区域内广泛接受的货币，上海金融中心也成为区域内投资者的聚集地，那么，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扩大或者熊猫债券的发行，甚至“清迈倡议”的基金基础部分采用人民币，都将水到渠成。
除了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阻碍之外，目前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以及仍未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人民币价格很大程度上仍由央行来决定，这会使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接受程度受到限制。”郭田勇表示。
郭田勇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步，“不一定要有先后之分”。
中日角力：多元货币剩“几元”？
除了熊猫债券在此次亚开行会议上被提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亚开行敲定了15亿美元的融资项目，而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在内的几家中资银行则同意参与亚开行的贸易融资便利项目协议(TFFP)。
除了表示要对5000亿日元的武士债券提供担保框架外，日本同时还宣布面向亚洲的615亿美元计划，包括与各国展开更多的货币互换。而在被问及这样大方的援助是否和日本国内已面临的困境相矛盾时，与谢野馨只表示“现在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地依靠区域协助”。
作为目前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对于日元的国际化的努力从1985年开始从未停止过。人民币国际化也将直面来自日元的竞争。
“日本的模仿型创新已经到顶了，再要突破除非从包括整个社会教育体系在内的多方面去改革，从长期和现实来看，不太可能。”陈炳才表示。
“货币的国际地位本质上还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日元受到日本当前及未来可能的持续经济衰退影响，不太可能崛起成为世界货币。”郭田勇说。
“除了日元，欧元本身比较松散，不是单一主权国家货币，这使欧元的发展受限，加上欧元的可投资工具少，也难以成长为有力的国际货币。”郭田勇认为，“我觉得最终可能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制衡。”
“这次经济危机对各国综合实力，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郭田勇认为。而经过长期的综合国力提升，最终实现中美货币的两极抗衡，人民币与美元将形成相互制约的发行状况。
虽然在此次亚开行年会上，对于“清迈倡议”资金的注资额度作了具体细分，但基金的监管者和运作方式仍待讨论。
陈炳才认为，可以通过首先建立货币互换的区域性管理组织和机构——类似清算机构——给予商业银行融资和企业融资、结算渠道，使区域内任何国家的货币都可以进行相互的计价、结算和融资。然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互换货币内部将出现主导互换货币，并逐渐为多个国家接受，以此为条件，逐步成为区域优势或主导货币。
当然，这就要求“清迈倡议”的共同基金不是仅仅承担应急援助的作用，而要放大到整个区域的日常经贸金融互动中来，这也与此次年会上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债券市场互为呼应。
“通过建立货币互换的区域性管理组织和机构，然后，这个区域可以通过会员国成员的自愿加入而不断扩大，最终涵盖世界各国。”陈炳才认为。
“或许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多种货币共存并相互竞争与制衡。例如一家澳洲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它可以选择用美元、人民币或澳币来结算，各种货币会在未来展开竞争，如果有更多的公司愿意选择某国货币，则能为该国货币带来一定优势。”杜志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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